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生产方式、数字化生活方式以及数字化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等方面解构数字经济，辨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研究数字技术促进实体经济效率提升及经济增长的机制。其次，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与宏观社会经济运行层面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主要途径。最后，从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导入、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联通、数字产业生态系统的培育、数字平台企业的扶持与规制、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与调控、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创设、数字壁垒与数字鸿沟的破除、数字经济低碳化的推进等方面引出未来的政策着力点。通过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使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成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关键词：技术—经济范式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是党中央立足全局、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实体经济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根本来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实基础。针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本文尝试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按照“理论逻辑—融合途径—对策建议”的主线展开具体分析。首先，从理论上重点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数字经济的内涵及其具体范式；二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三是数字技术促进实体经济效率提升的具体机制以及对传统经济增长逻辑的改变。其次，研究融合途径如何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观社会经济三个层面展开。最后，结合“技术—经济范式”变革所需的条件，兼顾“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方面优势，从学理层面提出具体政策着力点。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理论逻辑

（一）从“技术—经济范式”理解数字经济的内涵

“范式”一词最早由Kuhn（2012）提出，定义为某一领域被普遍认同的一套科学概念与方法论的规范准则。Perez（1983，2002）在借鉴范式思想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技术—经济范式”，用以研究技术变革形成的经济系统与社会组织运行的最佳实践方式及其原则。技术革命会形成包括通用技术与社会组织在内的经济社会运行的最佳实践方式（best-practice），即“技术—经济范式”。

Freeman&Perez（1988）将技术革命下范式变革的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1）企业生产与组织的新方式；（2）对劳动力技能的新要求；（3）新的产品组合；（4）新要素取代旧要素的趋势；（5）新的投资模式；（6）新基础设施的投资浪潮；（7）中小企业大量进入新兴部门；（8）大公司积极进入新部门；（9）新的消费产品、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Perez使用“技术—经济范式”框架分析历史上的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但却没有完全严格按照上述九方面展开讨论，而是根据每次技术革命的特点，有选择性地进行研究。类似地，本文将基于新技术、新要素、新产业、新型基础设施、新生产方式、新生活方式、新社会经济运行等七方面的范式解构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①将该定义与“技术—经济范式”比较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完全适合上述分析框架。通过分析数字经济范式的具体内容，就可以全面把握数字经济的内涵，参见表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实体经济是投入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开展物质生产并进行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与之相对，虚拟经济则指结合货币金融体系，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经济活动，其向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的非生产性服务，自身不创造价值，但通过分割实体经济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来维持运转并获得增殖。下文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三者的关系。

第一，数字经济既有实体经济的成分，又有虚拟经济的成分。可以将实体经济分为传统实体经济与数字实体经济，将虚拟经济区分为传统虚拟经济和数字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与数字实体经济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数字实体经济脱胎于实体经济，是实体经济进行范式变革的产物。同时，二者也是旧范式与新范式的关系，数字经济的发展必然涉及对旧的实体经济范式的渗透与改造。

第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数字实体经济自身的发展，即数字产业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数字经济对传统实体经济的赋能与改造，即产业数字化。总体而言，数字产业化为融合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支持，而产业数字化是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引导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实体化方向。

第三，要辩证看待数字虚拟经济的作用。数字技术既可以赋能实体经济，又可以赋能虚拟经济。尤其是在金融领域，数字技术可以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但是，数字技术的重点在于赋能实体经济，生产更多的物质产品，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数字技术与虚拟经济结合下的数字金融也必须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避免“脱实向虚”。

（三）数字技术促进实体经济效率提升的机制

数字生产力由算力、算法、数据三部分组成。算力提供了强有力的底层支持，算法决定了机器的智能水平，而数据则是训练机器学习实现持续进化的重要资源。三者协同工作，提高了机器运行的速度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数据能够重复使用，在使用的同时能够自行迭代，具备持续成长性，降低了生产成本，助力数字技术促进生产效率提升。

数字技术将流通过程的产销环节通过线上网络对接，极大地缩短流通时间，节约流通费用。从事流通活动的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可以识别并发现需求变化与市场波动，同时准确掌握供应链上下游的情况，进一步畅通商品流通环节。最后，各领域经济主体通过革新流通渠道、流通链条和流通场景，形成现代数字流通体系。

数字技术能够优化经济系统的生产要素配置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宏观层面，数字技术通过推动流通部门智能化转型，促进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对接与共享。数字技术使得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突破了时空界限，从根本上突破了实体市场的区域与边界。在微观层面，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帮助企业全流程数据贯通，提高了企业微观决策和管理的敏捷性。

数字技术除了直接促进经济效率提升之外，还通过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间接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政府通过数字技术实时、广泛、有效地采集各种社会运行数据，按照系统程序分类、整理、分析、决策。政府从依靠经验决策向依靠大数据决策转变，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同时，政府大量投资建设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也为社会治理与经济运行奠定了物质基础。

（四）数字经济的新特征与增长逻辑的新变化

宏观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经济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问题。在短期，一国的技术水平与供给能力基本保持不变，影响产出的主要因素来自需求侧的变化，因此总需求规模影响潜在增长水平。在长期，产出取决于一国的供给能力，来自供给侧的要素积累与效率水平是决定一个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其通常与资本存量、人口规模、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相关。后文将从短期的需求侧和长期的供给侧分别讨论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催生新型投资和消费需求，拉动短期经济增长。数字技术的扩散要求大规模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催生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投资需求，同时也促进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的发展与投资，从而通过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此外，数字技术还可以降低商品消费过程中的流通成本，促进产销对接，提高商品价格透明度，从而通过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促进效率提升，为长期经济增长赋予新动能。在农业经济时代，核心生产要素是劳动力L；在工业经济时代，核心生产要素是资本K；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新的核心生产要素是数据D。其中，数据要素可以直接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促进产出Y的增长。数字技术一方面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A直接增加产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数字化生产工具与人力资本的共同积累间接增加产出。具体机制如图1所示。

首先，数据要素作为新的投入品，自身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数据要素具有搜索成本极低、复制成本为零、传输成本极低、非排他性等特征（Goldfarb&Tucker，2019）。数据要素不仅供给接近无限，而且应用领域广泛，因此能够突破传统生产要素的增长约束（杨汝岱，2018）。主流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开始引入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变量，例如数据资本（徐翔等，2020；唐要家等，2022）、机器人（Acemoglu&Restrepo，2018）等。其次，数字技术对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具有赋能作用，提高其边际产出。从资本角度来看，数字技术的扩散能够重塑企业的生产方式与管理方式，提高资本积累效率。数字金融利用先进数字技术，还可以进一步降低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打破融资壁垒。从劳动力角度来看，数字技术有利于促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升。最后，数字技术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结合后的新型数字经济形态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降低边际成本、能够使企业具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效应等优势，实现创新驱动。数字平台与网络化的分工协作降低了信息传递、沟通和共享的成本，形成行业性、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创新互动网络。由此可见，数字经济通过要素变革、要素赋能、要素互动三个维度的效率提升变革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途径

（一）微观企业层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

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实质是从“工业化管理”向“数字化管理”的深刻转型，即数字技术与企业战略的深度融合，通过学习、创新、整合、协作等机制，使企业资源、创新能力、商业模式、业务流程、产品服务乃至商业生态等均发生数字化的演变（刘淑春等，2021）。其中，资源和创新的数字化变革是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共同基础，而商业生态、业务流程与管理、商业模式的数字化变革表现出市场导向型、能力导向型以及公共导向型三种可能方向（戚聿东等，2021）。

数字化转型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唯一确定的方向，拥抱数字化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业务增长和创新是企业经营增长的重要途径。5G等新一代通信技术提供了网络信息化的技术基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提供了业务智能化的算法，云计算大幅度降低了算力部署的成本。上述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生产重构，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形成信息化的完整业务链条与应用场景（焦豪等，2021）。

数字化的发展和普及增强了企业对运营管理各环节的洞察力，可以更好地制定运营管理决策并提高运营效率（陈剑等，2020）。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用户画像”，企业增强了需求预测能力，能够精准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此外，可以制定更为精准的定价与库存决策，实现不同销售渠道或不同细分市场的差异化定价，并尽量降低资源占用，在不同供应层级和职能之间促进供应链协同以及对生产计划进行科学管控（戚聿东和肖旭，2020）。

企业核心能力的本质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将具有不同生产技能的人员和职能进行整合的综合能力（Hamel&Prahalad，1990）。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对竞争力的要求转变为获取数据、整合数据和应用数据的数字化能力。首先，企业使用内部数据资源可以提高生产与管理效率，使用外部数据资源找准自身定位和制定竞争策略。其次，企业通过数据挖掘提高对数据资源的识别能力，提升数据资源的内部配置效率。最后，企业根据市场环境随时调整自身对数字资源的利用方式，维持核心竞争力。

企业数字化价值的核心是通过数字化转型改善其经营绩效和治理水平，促进技术创新，吸引优秀人才，进而引发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积极反应，最终表现为估值得到显著提升。以美国市值前五大公司为例，从1917年到2017年，以石油、钢铁为代表的传统行业逐步式微，而以互联网科技、金融服务为代表的新兴行业全面崛起。近年来，美国的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与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纷纷抢抓数字经济机遇，布局数字应用创新，让投资者更全面地思考数字技术的影响，并使其相信对数字化转型的投入将在未来获得可观的回报。因此，数字化价值的挖掘需要重新审视数字化目标、数字化投入和数字化回报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要关注数字化转型对投资回报率及估值方式的影响。

（二）中观产业层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确定为以下五大类：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数字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其中，01-04大类即数字产业化部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而05大类即产业数字化部分，展现了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和辐射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图2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9.2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41万亿元，二者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8.2%和14.3%。从全球来看，美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一，2021年达到15.3万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为7.1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46%，由此可见未来中国数字经济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为此，《“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到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需达到10%。

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数字产业发展是数字产业化的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化强调围绕数据要素本身开展的一系列商业开发与市场交易活动。新一代数字技术使得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与分析能力大幅提升，数据在经济价值创造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产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形成数字价值链的过程，即在原始数据获取到实现效率提升与价值获取的各个环节中，逐步提取数据价值的可重复过程。围绕数字价值链所包含的数据生成、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等环节，衍生出数据设备制造、数据服务、数据产品和数据应用等新兴数字产业。因此，中国需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集中优势资源突破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数字经济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二是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三是培育转型支撑服务生态。其中，前两个方面直接与生产相关，涉及产品研发、生产工艺、市场营销等“硬实力”，而后一个方面则间接与生产联系，涉及与产业数字化紧密联系的人力资源开发、企业组织创新、产业生态培育等“软实力”。尤其是通过数字技术将企业“专精特新”的市场优势置于产业集群建设、产业链分工深化以及产业整体升级的过程中，与国家整体基础设施、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等形成良性互动（洪银兴和任保平，2023）。中共中央、国务院2023年2月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指出要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同时强调要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与赋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处理好中小微企业与大平台企业的关系；二是处理好运用市场机制与优化政府治理的关系；三是处理好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三）社会经济层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

社会生产方式的数字化集中体现为生产过程（劳动过程）中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的数字化与智能化、生产组织的平台化与生态化、产品特征的多元化与个性化以及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等。首先，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的数字化智能化以机器人领域为代表。目前，工业机器人已在汽车、电子、机械等领域普遍应用，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也在教育、医疗、物流等领域逐渐兴起。其次，生产组织的平台化生态化与产品特征的多元化个性化以“后福特制”柔性生产为突出特征。在数字平台开放生态下，市场竞争方式从单个企业的“点与点”竞争转向平台之间的“群与群”竞争，同时，创新路径从线性链式创新转向非线性网络创新。最后，社会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进一步深化国际分工，促进国际合作。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小微企业出口（张铭心等，2022）。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促使其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李雪松等，2022）。因此，数字经济也成为抵消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负面作用的重要力量。

社会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聚焦于劳动力及其家庭的再生产，一方面通过数字经济创造的新岗位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全面提升消费品质，使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得到显著提升。首先，数字经济平台在提供新增就业岗位、优化就业结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经济创造的新职业能够打破工作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增强工作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其次，社会生活方式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极大地丰富了消费形式，同时提升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虚拟试衣、外卖点餐、智能家居、共享交通和网约车从衣食住行各方面重塑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形式。最后，“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也给劳动力再生产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例如，数字鸿沟、算法歧视、平台垄断等新的数字化问题。

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数字化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好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方面制度优势，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全方位共建数字中国。一方面，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数字化要体现“有效市场”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要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社会再生产。数字化使得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均呈现出新特点与新规律，数字技术正全面赋能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要充分发挥市场对数字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数字化还要体现“有为政府”的重要作用。首先，以数据为基础，强化治理主体的相互关系。其次，以算法为抓手，完善数字治理体系的制度规则。最后，数字治理需要更符合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支持体系。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政策着力点

（一）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导入

数字技术在新型“技术—经济范式”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最底层、最基础的逻辑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数字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然而，中国的数字技术创新也仍然面临不少“卡脖子”的难题。当前数字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商业模式和应用层面，在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有所不足，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芯片等核心技术上的封锁打压。因此，短期内尤其在核心技术创新上，中国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局面无法得到根本改变，核心技术对数字经济的贡献仍然偏低。中国必须构筑起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此，一是创新体制机制，提升源头创新动力与能力；二是突出转化应用导向，以高水平成果转化应用，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让数字技术创新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效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二）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联通

纵观历次“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基础设施都是重要的前提。因此，应用数字技术并发展数字经济必须高度重视与之配套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将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定义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把研究、设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联系在一起，打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通过数据要素的流动、连接数量的增加、市场规模的扩大、应用场景的拓展，促成经济新业态。

当前，在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最重要的是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2021—2022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指出，计算力指数①平均每提高1点，该国的数字经济和GDP将分别增长3.5‰和1.8‰。2022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标志着“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三）数字产业生态系统的培育

产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竞争与国家竞争的重要特征。近年来，围绕数字产业生态系统培育与竞争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背后也不乏国家与政府作用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开展了一系列培育数字产业生态系统的实践。在工业互联网领域，2016年成立了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AII）。在促进数字化转型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2020年联合17个部门及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145家单位共同发起“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2020）”，旨在形成多方合力，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中国始终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并重，正在探索由互联网龙头企业向产业互联网领域延伸拓展为先导，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布局为支撑，以“一个（或者多个）平台+大量中小企业”为主要架构的数字产业生态系统构建。

（四）数字平台企业的扶持与规制

平台企业是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市场主体，面对包括买卖双方的双边市场结构（Armstrong，2006；Rochet&Tirole，2006；Weyl，2010；Abe&Zennyo，2022）。近年来，在合理规制数字平台垄断行为以及金融领域无序扩张的前提下，政府高度重视引导并支持平台企业发展。202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2022年12月26日，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简称“京东REITs”）成功获批，成为资本市场首个大型平台企业“绿灯”投资案例。总体来看，“绿灯”投资案例意味着未来数字平台企业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基于国家发展大局需要的实体化方向，重点培育产业链“链主”平台企业以实现延链固链强链；二是突破国内平台企业短板的科技化方向，尤其是在大数据与核心软硬件关键技术及新兴领域实现从0到1的创新；三是缩小与发达国家平台企业差距的国际化方向，头部企业要积极提高国际化程度，参与并赢得国际竞争是决定企业生命力与国家数字经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关键。

（五）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与调控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快速融入经济循环各环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增列为一种生产要素。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进一步从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以及安全治理等方面构建中国数据基础制度的“四梁八柱”。

当前数据要素市场依然存在不少短板，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的科学精准调控还面临诸多挑战：第一，数据统筹有待加强；第二，数据立法有待突破；第三，数据市场培育不足。面对这些挑战，为了尽快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需要做到：第一，建立基于信息化技术的统筹管理体系；第二，完善数据确权与数据安全的法律体系；第三，加强对数据资源的价值挖掘，提高数据资源有效供给。

（六）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创设

在信息技术迭代发展下，各行各业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数字世界，数字技术也在不断重塑行业未来，不断拓宽数字化应用场景。概括来看，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创设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国家与社会治理层面，二是产业发展与企业生产层面，三是个人工作与生活层面。

首先，国家与社会治理层面要持续优化数字应用发展环境，尤其要加快推动数字应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2018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专门印发《浙江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总体方案》，对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创设提出了明确“路线图”。其次，产业发展与企业生产层面要加快推动工业领域数字化应用创新，充分发挥各部门协同优势。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成效报告（2018—2021年）》专门将“5G+工业互联网”作为一章并详细阐释其应用场景。最后，个人工作与生活层面也要持续跟进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创新探索。例如，合理创新在线教育、在线办公、数字货币、虚拟偶像、智能设备等数字生活方式。

（七）数字壁垒与数字鸿沟的破除

数字壁垒与数字鸿沟是当前数字经济领域两大全球性问题。数字壁垒的实质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垄断与保护主义倾向，对此需要营造开放有序公平的竞争环境。数字鸿沟的实质则是不同群体在数字设备接入、数字技术使用和数字能力培育等方面存在差异，由此造成的个人、企业、国家的不平等。从国际层面，应当以弥合数字鸿沟为契机，积极寻找数字经济合作伙伴。例如，尝试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积极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为南北国家缩小数字鸿沟贡献中国力量。从国内层面，应当关注数字经济导致的收入分配分化、结构性失业以及数字知识教育的差异等问题。

（八）数字经济低碳化的推进

数字经济低碳化的推进，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探讨。首先，在国家“双碳”政策指引下，宏观层面要以数字化助力双碳管理。利用数字化平台掌握碳排放现状，科学预测碳排放量，合理设定不同时空条件的排放指标。其次，中观层面要以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生产技术方面，企业应尽量采用低碳数字设备，在产品设计、生产、物流和服务等环节实现全生命周期低碳管理；在政府支持方面，给予数字低碳企业政策优惠，帮助企业实现节能降碳与智能化转型升级。最后，微观层面要以数字化市场化手段实现具体生产及生活行为的低碳约束和激励，可以通过“购汇减碳”、数字碳账户等方式落实。

中国未来的努力方向包括，加强顶层设计并在明确能源转型与减碳降碳目标的基础上重点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化数字技术在产业节能减排中的重要作用，实现工业能效提升和碳减排的革命性变化；二是完善国家算力网络顶层设计，按照“绿色、集约、高效”的原则，在条件适宜区域优先布局数据中心集群；三是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去除阻碍碳排放权流动的约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五、总结

本文围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这一问题开展分析，主要有以下三点发现：

第一，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可以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展开，即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生产方式、数字化生活方式、数字化经济社会运行方式等维度全面解构数字经济的内涵。数字技术的应用将显著促进效率提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会变革经济增长机制，数字经济将带来全新的范式。

第二，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途径，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认识。在微观企业层面，融合发展的主要途径包括数字化战略、业务数字化、管理数字化、资源与能力数字化以及数字化价值挖掘五个方面。在中观产业层面，融合发展的主要途径包括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在宏观社会经济层面，融合发展的主要途径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三个方面的数字化转型。社会生产方式的数字化体现为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的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组织的平台化生态化、产品特征的多元化个性化以及国际分工深化等。社会生活方式的数字化则聚焦于劳动力及其家庭的再生产。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数字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构建相关制度安排进而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政策着力点主要涉及八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导入。二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联通。三是数字产业生态系统的培育。四是数字平台企业的扶持与规制。五是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与调控。六是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创设。七是数字壁垒与数字鸿沟的破除。八是数字经济低碳化的推进。■

参考文献略

下一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奋力谱写网络强国建设新篇章